毕竟，有为才有位，只有充分在纠纷调解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才能使得为获取足够的经费提供合理的理由。
同时，社会生活遍布矛盾和冲突，人类需要法律制度以维持其秩序，否则社会将解体并分崩离析，事实情况是，人类生活的一切都是宗教，一切又都是法律。你这人哪，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
官方公布的数据更能说明事态的严峻，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指出，2008年全国各级法院共查处违纪违法人员712人，其中追究刑事责任105人。孟德斯鸠在论述信仰宗教对君主的用处时说道：一个完全不信仰宗教的君主，就好比是一只可怕的动物……宗教是唯一约束那些不畏惧人类法律的人们的缰绳，君主就像狂奔无羁、汗沫飞溅的怒马，而这条缰绳就把这匹怒马勒住了。卢埃林将法律解释为法官解决争端的行为：那些负责法律事务的人们……所做的有关争端的事，就是法律本身。美国学者弗里德里希指出：西方宪法根植于西方基督教的信仰体系及其表述世俗秩序意义的政治思想之中。正如犹太人的经典《塔木德》中所言：有三点不要忘记，人就不会陷入罪恶之中—有眼在看，有耳在听，你的一切行为都记录在案。
确立法律信仰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必由之路。其次，为统一不同意识形态对待宗教的态度，伯尔曼坚持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使用宗教一词，即在信仰对象上避开神或诸神的表述，把这样一些信仰和实践都视为宗教—将传统宗教中人们献给上帝或众神的那种奉献和权力赋予任何人、任何事物或者力量—不管他们是不是被明白认为是神圣的。由自然法产生了男与女的结合，我们把它叫做婚姻。
在古希腊时期主要是种思想观念，在亚里士多德至西塞罗之间的几个世纪里，它仍然是种哲学观，但它已经开始与法律制度交织在一起，等到十七世纪之后，经过格老秀斯、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从理论到实践的充分论证，它更加具体地溶汇于具体的法律制度里，且不说民法，就连宪法制度也与它难解难分了[5]。罗马法学家是由于同斯多葛派长达数世纪之久的联盟，而从他们那里吸收到这门哲学传统的一般知识。中世纪时被基督教所吸收传入后世。换句话说，每个人都能运用自己的知识，在普遍没有具体目的的社会规则之内，做自己要做的事，这样每个人都可深具信心地知道自己的行为将获得别人提供的必要服务，社会秩序就这样地产生了。
洛克的《政府论》很快被传到法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等人成了契约论的发扬光大者，他们的作为最终导致了法国大革命的产生。例优士丁尼《法学阶梯》第十八是对不合人情的遗嘱事实的规定： 由于家长往往毫无理由地取消其子女的继承人资格，或在遗嘱中把他们遗漏，所以规定、允许子女在认为自己被不公正地取消资格或遗漏时得提起不合人情的遗嘱之诉，主张遗嘱人在立遗嘱时，精神不正常。
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终将毁灭人类一切不公平、不正义，不合理、不人道、不自由的社会制度的炸弹，最早是由他们埋下的。而把至少在三人以上才能发生任何一人不能由于将义务强加于他人而受益的行为称之为分配的正义。[22]然而恰是这种与当时众多法学家理解不同的观点反而被优士丁尼《法学阶梯》所承袭，这就给后来的注释法学家们（Commentaors）造成了说不清的麻烦。基督教在西方头五个世纪的历史仍限于罗马帝国境内。
从此以后，西方自由主义的理论别开生面。关于正义的现代理论，我看再也没有人比当代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阐述得更精辟了，他认为：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象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因此，正义便是各国的法律与各国之间的纽带，当然这不是说一个国家不可能是不公正的，而是强调，只要一个国家不公正，它便丧失了使之成为一个国家的和谐的依据[14]。但这一思想并不意味着法律是人民创造的、依赖人民的意志并通过人民的意志而能加以制订或改变。
亚氏把至少在两人之间才能发生的平等交换行为称之为交换的正义。维系这主幕全幅背景的线索和组织框架，先靠罗马法，后靠在罗马法基础上脱颖而出的传统民法。
西方文化之树根深叶茂、枝节环多，但正如我在上段已经提及的那样，这颗文化之树的主根、主干的最初年轮，仍然是自然法哲学，哪怕是在六至十一世纪，罗马法曾一度黯然，而自然法却不曾与它一衰俱衰，罗马法便是这棵生生不息的大树上蒂结的果实之一。不过是泥土塑成的生命，算不了什么。
有大量史实证明，法律至上，国王也在法律之下这样的信念是在那时开始形成的[34]。他比他同时代的法学家和哲学家都更具有生命力。传统民法典中的诚信原则。以奴隶释放为例，在优士丁尼时代前，释放奴隶有两种方式，正式释放与略式释放。[41]参见F．A．Hayek，前揭，转引自林敏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21—122页。然而，从狭义上讲，罗马法则仅指公元六世纪东罗马皇帝优士丁尼主持编纂的《民法大全》。
[12]而接受了斯多葛派哲学观念的西皮奥集团的学术活动甚少影响了罗马法最初的系统性研究。正义之剑不执掌在人间任何统治者、立法者、司法者、阶级集团手中，而只能执掌在共同信仰的上帝手中。
梅因认为，随着诺成契约的出现，古代契约法的革命就完成了。它的命令和禁令永远地影响着善良的人们，但是对坏人却不起作用。
从整体上讲，尽管这项人类平等的假设思想，除某些个别措施外，从未得以全面实施，但它显然是对于罗马法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的确我们看到，除人而外，其他一切动物都视为同样知道这种法则。
法律实证主义者将法从法律的概念中排除掉，这必将给人类带来厄运。但罗马法学家还是极力想使它世俗化，把给予每个人他应得的部分的这种坚定而恒久的愿望确立为法律的基本原则。但是，这些法学家把这门哲学注入法律决不是采取机械的、教条的方式进行的。奥古斯都时期和奥古斯都后期的伟大法学家们，如Antistius Labeo、Massurius Sabinus和 Cassius等已经开始把他们已知悉的自然法当作法律的渊源。
它意味着对法律可以进行更加深入的伦理性批判。这是近代个人主义的深远渊源。
不服从它的人，就是放弃了他较善的自我，而由于否定了一个人真正的本质。相对于实定法而言，正义是最高的准则。
他将因而遭到最严厉的报应，尽管他可能已经逃脱了人们称之为惩罚的一切其他后果。然而这样认识是违背罗马法传统的。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6月第1版，第9—10页。文艺复兴过后，经过宗教改革，人性得到普遍解放，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更由于工业革命的开始，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个人所有财产不断扩大，中产阶级队伍的形成，这一切极大地刺激了个人主义哲学的膨胀。它提出用为公众服务、人道，同情和仁慈等理想以取代自足。[16]这种自然法的中心思想是，对于人这种理性的和社会的动物来说，自然法是适合于人的本质的最高原则，它是或者应当是每种形式的实定法的合理根据。
后者包括着外国人，在某种情况下，并且包括奴隶。而最能体现这一观念的则是最后演进出现的合意加债的诺成契约。
为了在社会中限制政府嚣张的权力，获得更多的自由，人们认识到，不仅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需要重新界定，政府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更需要重新界定，换言之，社会关系以及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需要按照一套哲学观念和法律制度进行再改造。笔者想反复强调它是重要的核心因素。
十一世纪末叶，罗马法便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开始复兴的。因罗马法哲学传统而形成的法治观念是法律主治（the rule of law），它是以基本人权为基础，以维护人的自由与建立在基本人权基础之上的秩序结构，法治必须使一切法律合乎最高的原则，即：尊重基本的人权，这就是哈耶克所谓的超于法律的信条（a meta—legal doctrine）。
